面对灾难,艺术是武器吗?
乔治·格罗兹(George Grosz)1893年出生于德国柏林,其父母都是虔诚的路德教徒,而父亲在当地共济会当监狱长。格罗兹的父亲有涂鸦的爱好,正如艺术家的回忆——“我父亲有时会用钉在方桌上的大硬纸板画画……我仍记得自己坐在他的腿上,看着各种动物在他笔下变得栩栩如生。”显然,父亲的习惯启发了格罗兹对绘画的兴趣。
乔治·格罗兹《The Painter of the Hole 1》,布面油画,1948年
乔治·格罗兹
乔治·格罗兹《Kommunismus marschiert, Kampf um einen satz》,纸面水彩,48.3×63.2cm,1930年
格罗兹对战争期间德国滋生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感到深恶痛绝,他的艺术家朋友赫尔穆特(Helmut Herzfeld)也持有相同观点,并在1916年“反对德国狂热民族主义”抗议活动中改名为“约翰”(Jonh)。格罗兹效仿友人的做法,在20多岁时将自己的名字由“Georg”改为更加国际化的“George”。除此之外,他还乐于角色扮演,时常在客人登门拜访时伪装成格罗兹的管家,并为主人的缺席表示歉意。
04 自杀未遂
由于难以忍受军队的残暴不堪,1917年,格罗兹曾试图自杀却被安置在了军队医院。据回忆,当时军队决定将他处决,而一位富有的赞助人凯斯勒伯爵(Count Harry Clemens Ulrich Kessler)干预保释了他,由此他得以从德国陆军中全身而退。
05《危险道路》
1918年初的柏林糜烂而堕落,节节败退的德国濒临帝国末日的边缘。因生活所迫,来自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被迫沦为娼妓游走于柏林街头。格罗兹意识到“这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时代”,而正是在这个时代,他完成了《危险道路》(Gefährliche Straße)这一作品。
该作品描绘了柏林的街头夜景,画面右边是一位妆容艳俗、穿着裸露的妓女,而其右侧站着一位面似狗脸的男性仰慕者,格罗兹借此象征男性最原始的动物本能。在刚刚过去的佳士得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中,该作品以974万英镑(约合人民币8849万元)的价格成交,刷新了艺术家的个人拍卖纪录。
拍卖行研究部国际主管罗伯特·布朗(Robert Brown)表示:“《危险道路》描绘了夜幕降临后柏林街道上各种相互碰撞、无法控制的原始力量。士兵和妓女代表了性爱和死亡——社会步向衰亡时出现的两大极端情况。”
06 因绘画多次受到起诉
1923年,格罗兹出版了《埃希·霍莫》(Ecce Homo)一书,其中收录了自己的84幅版画和16幅水彩画,并将其描述为“对战后德国人生活的恶毒讽刺”。德国政府随即禁止了这本书的印刷出版,格罗兹也因此受到审判。
1928年,其作品《闭嘴做你的事》(Keep Your Mouth Shut Up and Do Your Duty)又被控亵渎神灵。这幅画作描绘了基督脚着战斗靴、面戴防毒面具被钉在十字架上,以此对基督教政治化进行批判。
07 与希特勒的新仇旧恨
希特勒知道,要征服民众破碎的心灵,首先要征服他们的文化。而格罗兹和约翰等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危险野心。1923年,希特勒在巴伐利亚政变失败,格罗兹绘制了《救世主希特勒》(Hitler, the Saviour)一画并称:“他的脸上洋溢着自鸣得意的表情,这种表情不应出现在任何一个德国英雄的脸上……”
1936年,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·戈培尔(Joseph Goebbels)颁布法令,称在总理希特勒授权下对德国所有1910年以来的艺术作品进行“收藏”,并说这些艺术品已经“过时”、“堕落”。据估计,格罗兹的作品共有285件被没收,而奥托·迪克斯(Otto Dix)等1400位艺术家也未能幸免。
之后,这些没收的作品在12个城市进行巡展并将展览命名为“堕落的艺术”。展览中,这些艺术作品与残障人士的照片并排摆放,从而表达这些艺术品的“退化”和对艺术家的羞辱。
08 因绘画被纳粹威胁
1930年初的一个晚上,格罗兹在自家门前发现一根铁管,上面贴着一张纸条——“这是给你的,你这只犹太蠢猪,如果你还要继续你现在进行的事。”(This is for you, you old Jew-Pig, if you keep going with what you‘re doing.)除此之外,逃往美国的格罗兹还曾收到友人的信件,称“他们”一直在其柏林的公寓和工作室中寻找他。
09 达达的关键人物
格罗兹是一位敏锐的讽刺漫画家,也是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。这些艺术家对战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艺术实验感到厌倦,认为这些艺术具有高度主观性和形而上学的深奥知识,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接触到。
乔治·格罗兹《The Eclipse of the Sun》,布面油画,210×184cm,1926年
于是他们以一种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绘画,从而反映平凡人物的普通经历,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以揭示社会的阴暗面。正如格罗兹本人所言:“在一战后的那些日子里,我们都是达达主义者。如果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,那它就意味着沸沸扬扬的不满和犬儒主义。失败和政治斗争总会引起这种运动。”
1920年,格罗兹、约翰·赫特菲尔德(上文中改名的那位)、拉乌尔·豪斯曼(Raoul Hausmann)等艺术家在柏林画廊举办了达达主义展览,共计展出174幅作品,全面体现了达达主义。
10 楼梯摔倒,溘然长逝
格罗兹幸运地在战乱中与妻子逃到了美国,而他身在德国的艺术家朋友们则接二连三遭到迫害,或是在公寓中身亡,或是被抓进集中营;同样逃到美国的朋友恩斯特·托勒(Ernst Toller)也因长期神经紧张在纽约的酒店里自杀。死亡似乎离格罗兹越来越近。
1959年,格罗兹从美国返回德国,并称“我的美国梦是一个肥皂泡”。显然,这个世界已经让他陷入了无限的绝望。同年7月6日,这位艺术家与朋友共度一夜后在公寓楼梯上滑倒死亡,而他那警醒独裁者的理想也与他一同逝世。
格罗兹的艺术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,一战后德国的残酷与混乱在其绘画中得到了惊人的体现。格罗兹作为画家以及新艺术的联合创始人和倡导者,其作用在各种政治运动中、作家笔下、政治评论员的口中都得以彰显。
然而,格罗兹创作的核心其实是政治批判性的绘画。正如他本人所写:“我的绘画是出于抗议的目的;我正通过自己的工作试图说服世界——它是丑陋、病态和虚伪的……”在政治局势的影响下,格罗兹不再把自己看作艺术家,而是将自己当成一个有义务与责任的艺术战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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